在本週臉書的最高執行長祖克博以中文接受訪問是一件大新聞。底下是他接受訪問的內容。
於祖克博接受訪問之中，您可看到全程充斥著師生觀眾們的歡呼和掌聲。我不想挑剔祖克博的中文，畢竟他幾年前才開始學習，況且他的中文的確比許多我所認識的在臺灣待超過十年以上的一些人好多了。我也不想討論之後在網路上對他中文訪問的多種反應。我想做的是進行一場思想上的試驗。意即你可以想像西方的觀眾向一位華人總裁的英文演講歡聲雷動的場景嗎？
皮耶‧布狄厄曾提出「屈尊的策略」1一詞，指的是「象徵性地否定兩種語言間的權力關係的行為」。他指出這種策略最終強化了這兩種語言間的位階關係。他比較了一位會說（普遍使用於法國農村地區）的Béarnais語，且說得「不錯」的市長，他所得到的諸多稱讚，會比起能說極流利Béarnais語的貝亞恩農民來的多很多。不同於市長的說話方式，農民的說話方式不但「與價值無關」，而且他們的說話方式「根本不可能在社交的正式場合中出現」。事實上，假如一位華人總裁在公開場合中以英語進行演講，他說英語的程度和祖克博說漢語的程度一樣的話，將會是感到相當羞愧的來源。
然而，有趣的是中文並不是Béarnais語。中國的經濟正在要超越美國的經濟狀況的邊緣。而且中文是世界上重要的語言之一，越來越多的西方人把中文當成第二外語學習。所以，現在是什麼狀況？我想，有幾個原因。首先，中國視自己為受壓迫者。中國外交政策常常使用的戰術，就是指出(西方造成)中國受損的國族尊嚴。其次，中國菁英到英美留學接受英文教育仍是彰顯他們身分地位的指標。第三，他們習慣以種族的字眼來思考中文的語言能力。這點也符合於臺灣對說中文能力的看法，我發表了一篇標題為「七種跟白人說話的方式」自我挖苦似的網路文章也說明了此情況。近期內我沒有去過中國，但是就我所聽聞的，在中國外國人會說流利的中文被當認為是非常不尋常的，這比起在台灣的情況有過之而不及。
如此看來，把中文和法文拿來比較會很有趣。法文曾經是代表著國際關係和城市菁英的語言，雖然法文在某些場合仍舊保有高貴的象徵，但它已經不如從前那麼有影響力了。不過，法國人還是期待外國人至少努力說一點法文，並且把外國人能說極溜的法文視為理所當然。他們是絕對不會拍手叫好的。
法國人對英文的態度可能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但是他們對於外國人應該說法語的態度還是維持以往的姿態。好比台北和巴黎的捷運系統：雙方都有多語言的廣播系統，都使用英文，但是無庸置疑，在台灣，英文的廣播是件不尋常的事，很多捷運站沒有英文正式名稱，但是英文的廣播都會按照他們想像中外國人會發中文的聲音來廣播，聽起來好像是故意把中文名稱說得洋腔洋調的。
我絕對無法想像法國人會簡化或肢解自己的語言，來幫助那些根本無心好好學習發音的美國人更容易地發出標準的法語。不過，我說的是臺灣，不是中國，但是我認為中國和臺灣的華人，對於中文的地位都同樣地擁有一種不安全感，特別是它相對於英文作為一個國際語言的關係。
的確，學習中文對不是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來說的確很難，但是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在學英文的過程中，也遭遇了同樣的困難。我想，我們可以想像有朝一日，講中文的人期待外國人說中文的能力，可以和他們被期許在國外說英文的能力，達到相同的等級。那一天，中國人就不會對外國人說流利的中文拍手叫好。但是，從我所陳述的以上所有理由來看，這一天並不會這麼快地到來。
作者傅可恩P. Kerim Friedman是台灣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的副教授，教授視覺和語言人類學等課。他也是美國視覺人類學學會2011年Jean Rouch電影獎得主Please Don’t Beat Me, Sir!的共同導演。Kerim 的Twitter在此。
譯者吳一凡是美國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曾擔任數門文化人類學和中文語言課的助教。現在在馬來西亞做博士論文田野。
- Bourdieu, Pierre. “Price formation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profits."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1991): 66-89. (p.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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